民办非企业股权是否可以转让？

在我国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形态中，民办非企业单位（以下简称“民非单位”）是一种相对特殊且重要的存在。根据国务院颁布的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的定义，民非单位是指“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，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”。这一定义从根本上确立了其非营利性、公益性的社会属性，也决定了其开办人的权利义务与公司法下的股东、投资人存在根本性的区别。然而，正是这种特殊性，加之民非单位主要集中在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民生关键领域（如民办幼儿园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、民办养老院等），其配套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远不及《公司法》。随着民办教育、养老产业的蓬勃发展，市场资源整合与资本进退的需求日益旺盛，关于民非单位开办人身份及其权益（实践中常被类比为“股权”）能否转让、转让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等纠纷在各地法院不断涌现。由于无法直接从现有法规中寻得明确答案，司法机关通过个案裁判逐步形成了一套实践逻辑。本文旨在结合相关典型案例，对民非单位“股权”转让的司法认定现状进行系统性归纳与分析。

一、核心特征：民非单位与公司的本质区别要理解“股权”转让的困境，首先必须厘清民非单位与公司的本质区别。宗旨目的不同：公司的根本目的在于营利，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；而民非单位的宗旨在于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，其盈余不得用于分红。资产属性不同：公司的资产由股东出资形成，股东按其出资份额享有资产收益、参与重大决策等权利。而民非单位的资产，虽由开办人初始投入，但一旦投入，即成为民非单位独立的法人财产。更为关键的是，从终极归属上看，这些财产归属于社会，而非开办人个人。开办人的出资，在法律性质上更接近于一种向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。权利义务不同：公司股东享有明确的股权，可以依法转让、分红、行使表决权，并在公司清算后分配剩余财产。民非单位的开办人则不享有此类财产性权利，其权利更多体现为参与决策管理（如担任理事）、推动组织实现其公益宗旨，而非获取经济回报。正是这些根本区别，使得民非单位的“股权”转让在法律上成为一个伪命题，因为其本身并不存在公司法意义上的“股权”。

二、司法实践的二元处理：合同有效与权利确认受阻面对实践中层出不穷的转让纠纷，法院逐渐形成了一种“二分法”的处理模式：即区分“转让合同的效力”与“开办人身份/出资份额的确认”。（一）受让方要求变更登记或确认出资额的诉请，法院不予支持这是司法实践中最稳定、最统一的裁判观点。当受让方依据转让协议，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成为新的开办人（变更登记）或确认其出资份额时，通常会面临败诉的风险。其法理依据如下：参考案例：李某诉上海虹口区艺术合子美术进修学校合同纠纷案（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》2016年第9期）该案是此类纠纷的标杆性案例，其裁判要旨对此后的类似案件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要求变更举办人身份，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。法院认为，民非单位的举办者（开办人）身份资格，属于一种行政许可。举办者的变更，需要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，并由登记管理机关（民政部门）核准。这属于行政管理范畴，而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纠纷。因此，如果受让方直接诉请法院判令将其变更登记为新的举办者，法院会以“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”为由，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。这意味着，此类诉求的解决路径是行政程序，而非司法程序。要求确认出资份额，缺乏法律上的财产权基础。法院在论证中指出，民非组织是公益性组织，开办者对该类组织的出资，在本质上属于向社会的捐赠。民非组织对已投入的资产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，且投入财产的终极归属是社会而非出资人。因此，开办人对于民非组织的财产不具有财产权益，其享有的更多是一种管理权。既然开办人自身对民非单位的财产都不享有所有权或股权，那么受让人要求“确认出资份额”的诉请，就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缺乏法律上的权利依据，不能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。（二）“股权”转让合同本身，一般被认定为有效尽管无法直接通过诉讼实现权利过户，但当事人之间签订的、约定转让民非单位“开办权”或“资产权益”的合同，其法律效力却得到了司法机关的相对认可。参考案例：刘某某、蒋少松民办非企业单位出资人资格确认、资产转让纠纷案（经安徽省高院二审、最高人民法院再审）该案清晰地展现了法院对合同效力的认定逻辑。合同有效的法理基础：法无禁止即可为。法院认为，认定合同无效，必须符合《合同法》（现为《民法典》）第五十二条的规定，即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、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情形。目前，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并未明确禁止民非单位开办人转让其权益。因此，此类转让合同并不当然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。只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且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（如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、不损害员工和学生权益），法院倾向于认定其为有效合同。对“溢价转让”的宽容与争议。一个关键的争议点在于，转让方在合同中约定了远高于其初始投入的转让价格，这是否违反了民非单位的“非营利性”？实践中，法院对此存在两种观点：观点一：尊重意思自治。部分法院认为，转让价格是双方商业谈判的结果，应遵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。只要不存在欺诈、胁迫等情形，法院不宜对交易对价进行实质审查和干预。转让溢价可以被视为对转让方前期投入、品牌建设、市场资源、未来收益机会等综合因素的对价补偿，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“分红”。观点二：溢价违反非营利性。另一部分法院则持审慎态度，认为过高的转让溢价，实质上构成了开办人从非营利组织中牟取利益，有违其公益属性。如果转让价格显著偏离其实际投入成本，可能被认定为变相的分红，从而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，影响部分合同条款的效力。

三、实务操作建议与风险防范基于以上司法实践，对于意图进行民非单位权益交易的市场主体，提出以下实务建议：正确定义合同性质：在签署合同时，应避免直接使用“股权转让协议”等公司法术语。建议采用《资产及权益转让协议》、《举办权转让协议》或《合作办学协议》等更为贴切的名称。合同内容应着重描述转让的标的为：开办人对其投入资产所代表的权益、对未来学校/机构的管理权、以及相关附随条件（如品牌、生源、师资等）的一揽子转让。审慎设计交易结构与对价：价格合理性：为规避“违反非营利性”的风险，在合同条款中，应对转让方的前期投入成本（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本、装修、设备采购、品牌推广等）进行充分、详细的描述和测算。尽可能使最终的转让价格与这些投入成本、以及转让方为机构发展所付出的综合贡献相关联，让交易对价显得更为合理，降低被认定为非法牟利的风险。支付方式：可以考虑将转让价款与后续的经营业绩或特定条件的达成（如顺利完成举办者变更登记）进行挂钩，设计分期支付条款，以平衡双方风险。明确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：既然无法通过诉讼强制办理开办人变更登记，那么合同的核心履行保障就在于违约责任条款。必须在合同中明确约定，若因转让方原因（如不配合办理行政审批手续）导致无法完成变更登记，受让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并要求转让方返还已支付款项，同时承担高额的违约金。这能为受让方在发生纠纷时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。前置行政沟通：在签署合同前，受让方应主动与业务主管单位（如教育局、卫健委）和登记管理机关（民政局）进行沟通，了解当地对于民非单位举办者变更的具体政策、流程和审核标准。将获得主管机关的原则性同意作为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之一，可以极大降低后续履行不能的法律风险。

四、结论与展望综上所述，当前我国司法实践对于民办非企业单位“股权”转让问题，形成了一种务实的、阶段性的处理范式：在承认转让合同民事效力与否认其物权性变更效力之间寻求平衡。一方面，法院通过维护合同效力，尊重了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和交易自由，为资源流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空间；另一方面，通过拒绝对开办人身份和出资份额进行确权，坚守了民非单位非营利性的法律底线，防止其异化为牟取私利的工具。这种处理方式在现阶段有效地解决了个案纠纷，但也留下了不确定性，尤其是关于转让溢价的合法边界问题。从长远看，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完善顶层立法。无论是制定专门的《民办非企业单位法》，还是在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等行业法律中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定，都迫切需要明确开办人的权利属性、退出机制、合理回报（如有）的界定以及剩余财产的最终处理规则，从而为民非事业的健康、有序发展提供清晰、稳定的法律预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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